首次写入中央一号文件，乡村研学的元年来了？

“沙溪又下雪了。”

牟玉江的朋友圈中，分享最多的是他在大理沙溪、喜洲拍摄的古镇风光。2015年，他回国加入喜林苑并成为品牌合伙人之后，沙溪和喜洲便成为了他的常驻地。

“我自己就是大理人，上学时学的专业也是城市规划与公共政策，因此对于乡村的建设规划、文化传承这块蛮熟悉的。”牟玉江告诉凤凰网旅游，自己希望通过乡村旅游、游学研学等入口，在乡村遗产活化、文化传承等方面多一些事情。

大理沙溪雪景/受访人供图

除了为人熟知的乡村遗产精品酒店项目之外，喜林苑也提供跨文化的在地教育项目。疫情之前，其将大理当地的建筑、风俗、宗教、手工艺、社区文化等不同资源转化为教育体验内容，吸引众多国内外高校的教育资源来到云南乡村参与研学项目。

“疫情对游学研学的影响很大。”牟玉江回忆道，2015年到2016年起，乡村研学开始迎来快速发展。但疫情对入境游的冲击太大，两年多以来，海外高校入境研学的业务并没有得到太大好转。

不过，今年中央一号文件的发布，让牟玉江看到了乡村研学业态的新曙光。“中央一号文件从政策层面上确定了研学游学的重要性和发展导向，若在此之上进一步建立行业规范和标准的话，相信会激励越来越多好的产品、好的项目不断涌现。”

政策信号的释放给众多和牟玉江一样早在乡村研学布局的旅游人带来了信心。

在乡伴文旅副总裁、树蛙部落创始人付丛伟看来，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将符合要求的乡村休闲旅游项目纳入科普基地和中小学学农劳动实践基地范围”，说明乡村旅游已经发展到一定成熟阶段，甚至可以说2022年将成为乡村研学的元年，未来十年将释放出巨大的市场机遇。

随着“双减”政策的不断深入，学生周末、假期等空余时间增多，大量的空白时间让研学成为了新的市场刚需。而政策的发布，更是催生了众多创新的乡村文旅发展模式和项目，比如土地模式、商业合作模式、产品模式等，也盘活一批乡村闲置或者存量的资源。

付丛伟认为，后疫情时代乡村研学的趋势是在地消化，大范围的跨省研学游会比较谨慎或者少见。学校平日的课程组织、周末的出游，寒暑假营，一般都会选择省内或者市内，这些需求的加速让供给方更多的接收到了所谓市场信息，这也是目前的一个市场现象。

付丛伟以此前获得“2021文旅好品牌优质案例·目的地好品牌”的余姚树蛙部落戏剧营、西双版纳基诺山上的小普希项目以及嘉善姚庄项目等举例，指出其都是在为城市周边旅游、研学以及打造更具异域特色的远途目的地做筹备。

相比民宿在撬动乡村旅游发展中所扮演的支点角色，研学在偌大的乡村旅游领域中，仍略显“小众”。

有业内分析人士指出，乡村文旅发展面临更迫切的消费拉动诉求，需要有更多想象空间，也就必然涉及在供给层面有所对应，乃至通过新供给来推动新需求的转化变现，乡村需要成为一个更大的消费“容器”。而研学类产品的其中一块是亲子研学类，与乡村亲子度假相关联，也会拉动乡村休闲度假市场的发展。

但即使是不少一线从业者，在面对乡村研学这一新业态时，也仍有众多问题亟待探索。

例如，乡村研学究竟应该如何定义？乡村研学与城市研学的不同之处体现在哪里？常见的业态组合模式又有哪些？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副教授吴丽云向凤凰网旅游表示，目前学术界对于乡村研学并没有一个较为明确的定义，但可以从两个维度对其进行理解，一是从空间上将研学活动发生的范畴限定在乡村，二是从内容上多指围绕乡村生活、农业生产、文化习俗等开展的一系列学习、体验与传承活动。

在她看来，任何乡村地区都拥有值得挖掘的农业文化甚至是非遗文化，具有开展乡村研学的在地文化条件，重要的是谁来做这件事。

《旅游的逻辑》中将研学旅行的经营主体归为四类：一是学校，尤其是中小学在研学旅行中占据着天然优势；其次是专业游学机构和平台；再次是留学中介机构，部分家长将游学作为留学的前置适应期，最后是旅游企业。

多位业内人士的观点反映，相对于城市研学旅行来说，乡村研学更多是给孩子们“做减法”， 是回归田野万顷、山河湖海的乡土生活，是体验乡村独特的在地文化、风俗习惯以及社区组织形式等。

也因此，以“住宿+体验”为载体的研学旅行显然更为灵活，也更易覆盖周边市场。不难发现，当下越来越多的乡村民宿、乡村精品酒店在转型升级过程中，开始将研学纳入特色体验业态的考虑中。

据付丛伟介绍，乡村研学在产品业态的组合模式上，一般包含有研学+农事、研学+建筑、研学+红色、研学+非遗、研学+艺术等主题和产品。

而经典产品里又分为可复制和不可复制两类。从地理位置来看，江浙沪地区较多提供的是农事体验和古建筑等产品，虽然内容大多可复制，但胜在交通方便，活动频次高。而如贵州、云南等特有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底蕴的目的地，会提供更多不可复制研学游，例如贵州树蛙部落里面扎染和蜡染，传统村落探访、彝族彩布贴画、侗戏等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活动，独特的历史人文气息、独有的民族文化，这种“沉浸式”研学成为更好地深度体验传统文化的新方式。

事实上，助推研学旅行发展的政策红利早在九年前就已初步释放。

2013年2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国民旅游休闲纲要（2013—2020年）》中提出，要逐步推行中小学生研学旅行。2016年，教育部、原国家旅游局等11部门又印发《关于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的意见》，将研学旅行纳入中小学教育教学计划，利用“自上而下”的引导力量将研学旅行产业带入新的发展快车道。

而具体到乡村旅游的范畴中，研学业态相比乡村民宿、特色小镇、田园综合体等，面临着更多的发展目标与挑战。

作为教育与旅游产业的融合业态，牟玉江认为，“乡村旅游+研学”的核心要素在于“学大于游”。他向凤凰网旅游指出，研学旅游不能看作简单的旅游产品去做，背后需要一系列相对完整的教育教学目的，在此基础上将乡村研学作为一个教育项目去运营和规划，无论是整合在地文化资源，还是开展各类创新的活动形式，最终都是为了支撑一个较为明确的教学目标。

付丛伟也指出，乡村研学的核心不仅是提供技术环境和配套，而是创造一个属于研学真正的体验场景，打造沉浸式的教育，创造孩子学习和发展的最佳场所，帮助孩子构建群体、构建自然、构建世界观。

同时，乡村研学还需在教育与商业之中做出平衡。牟玉江提到，在乡村做游学研学项目并非完全公益性质，因此这一产业仍处于商业模式上的探索期。创造良性的商业模式，形成可持续发展的并吸引更多人才参与其中，将成为乡村研学产业发展的破题关键。

另一方面，付丛伟告诉凤凰网旅游，乡村研学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时间和长期主义，疫情之下近郊相比偏远地区发展更好，发达地区相比欠发达地区更稳定，研学目前市场份额基础不大，仍处于启动期。

此外，与众多乡村旅游项目相同，乡村研学也面临着资金方面的挑战。

付丛伟提到，目前很多专项资金并没有针对性在研学这类产品上，由于经验不足对产品理解不透彻，很多投入没有被引导。主要问题之一是资金上需要结合文旅落地，对于此问题，通过乡村民宿集群或景区到自然学校乡村研学基地的结合，或将成为新的发展路径。